据日本共同社此前报道，多名消息人士透露，宫田笙子因为涉及“未满年龄吸烟”，已经中断训练并将被遣送回国，恐无缘巴黎奥运会。日本体操协会当时表示，正在对此事进行调查，并称如果情况属实，将把她从摩纳哥的奥运会赛前训练基地遣送回国，并取消她的奥运参赛资格。

唐朝是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深入发展的重要时期。特别是唐太宗时期，在“华夷一家”与“爱之如一”的统治理念下，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交融达到新阶段，呈现出诸多新特点，开创了“虽云异域，何殊一家”的新局面。

▲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壶身呈扁圆形，是模仿我国北方游牧民族契丹常用的皮囊壶制作而成。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和谐共处，和同一家

唐太宗时期，突厥、回纥、契丹、奚、室韦等游牧民族活跃在北方地区，与中原农耕民族交错杂居的地带不断扩大。唐太宗认为历史上未能处理好民族关系的根本原因在于夷夏观念，于是提出“王者视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内，皆朕赤子，朕一一推心置其腹中”和“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的理念，有效拉近了各民族间的心理距离。同时，唐太宗彻底否定了传统中原史家所谓夷狄为害中国的观点，创造性地提出“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这一看法对于打破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壁垒有重要推动作用。

唐太宗“华夷一家”理念使北方各民族对唐朝产生了较强的政治向心力，纷纷主动归附唐朝。自贞观四年（630年）东突厥政权覆灭后，唐朝“斥土界自阴山北至于大漠”，对东突厥实行了有效统治。贞观二十年（646年），回纥与唐军联合击灭薛延陀后亦上书唐朝，表示“愿归命天子，请置唐官”。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契丹首领“窟哥等部咸请内属，乃置松漠都督府”。同年，奚人首领“可度者率其所部内属，乃置饶乐都督府”。唐朝设置燕然都护府、松漠都督府和饶乐都督府等羁縻府州对北方各民族进行管理，使各民族在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中进行全方位的交往交流，为各民族在经济文化领域的交融互嵌创造了有利条件。

▲《通典》，二百卷，唐杜佑撰，清乾隆十二年（1747年）武英殿校刊本。来源：故宫博物院

唐太宗获“天可汗”称号，意味着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之间的互动交融迈进了更深入的阶段，中央王朝的向心力也不断增强。《通典》记载：“大唐贞观中，户部奏言，中国人自塞外来归及突厥前后降附开四夷为州县者，男女百二十余万口。时诸蕃君长诣阙顿颡，请太宗为天可汗。制曰：‘我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群臣及四夷咸称万岁。是后以玺书赐西域、北荒之君长，皆称‘皇帝天可汗’。诸蕃渠帅死亡者，必诏册立其后嗣焉。临统四夷，自此始也。”北方诸游牧民族尊称唐太宗为“天可汗”，既是政治上的归附也是文化上的认同，政治格局上由以往各拥其主的藩属体制转向拥有共主“天可汗”的华夷一体格局。

互市往来，互通有无

唐太宗时期，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在经济领域的交融愈发突显。唐朝通过互市往来、朝贡贸易等方式加强了北方游牧经济与中原农耕经济的联系，加速了物产流通，有效推动了民族交融。

据《新唐书·突厥传》记载，武德七年（624年），“颉利遣使来，愿款北楼关请互市，帝不能拒”。由此，建立了突厥等北方草原与中原地区互市往来的孔道与平台。据《旧唐书》记载，贞观二年（628年），唐太宗亲至营州，会契丹首领及老人等，赐给契丹部落各类物品，并封其首领窟哥为左武卫将军。此后契丹与奚人渠帅多次来朝或遣使朝贡方物。贞观三年（629年），室韦“遣使贡丰貂，自此朝贡不绝”。回纥也遣使来朝并贡纳方物，特别是唐中后期，中央王朝与回鹘的绢马贸易是最典型的。为进一步畅通交往渠道，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回纥等“请于回纥以南，突厥以北，置邮驿，总六十六所，以通北荒，号为参天可汗道，俾通贡焉”。参天可汗道的开辟，在推动各民族互市往来及民族关系发展方面产生了积极作用。通过互市、朝贡等活动，北方各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之间建立起了一种更持久的经济联系，实现了互通有无，加速了北方地区与中原地区的经济交融进程。

文以化人，文化交融

唐太宗以开放包容的民族观念和行之有效的民族政策，巩固并发展了“怀柔万国夷”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局面。通过和亲、共尊“天可汗”等史实可以看出，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共生互鉴，共同书写了唐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发展的篇章。

突厥等北方游牧民族欲与唐联姻已久，贞观四年（630年），阿史那忠因擒颉利有功，唐太宗“妻以宗女定襄县主”。贞观十年（636年），唐朝又以衡阳公主嫁突厥处罗可汗次子阿史那社尔。阿史那社尔去世后没有选择归葬北方草原地区，而是与公主合葬于昭陵，彰显了对中原文化的认同。贞观末年，唐太宗又下诏将九江公主嫁与突厥首领执失思力，执失思力拜驸马都尉，封安国公。根据《唐故右屯卫将军阿史那公（摸末）墓志》中“夫人李氏，平夷县主”的记载，结合其子《唐故右屯卫翊府右郎将阿史那施（勿施）墓志》中太宗敕书言：“可怜公主，是朕亲旧，情同一家，随日初婚之时，在朕家内成礼，朕亦亲见”，可知阿史那摸末与平夷县主也是突厥与唐和亲的实例。这些政治联姻的公主，扮演着文化交流使者的角色，正如唐代诗歌所言：“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

文化交融具有双向性，既有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农耕民族伦理观念、文学艺术、风俗习惯的积极吸收，也有中原农耕民族对于北方游牧民族优秀文化的学习借鉴。如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的唐代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整个壶的造型是模仿北方游牧民族的皮囊壶制成的，是唐代中原文化和北方契丹文化交流的物证。北方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交融为一体，是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的深层次原因之一。

总之，在唐太宗“华夷一家”与“爱之如一”的统治理念下，创造了贞观时期各民族共生共荣、互融互鉴的和谐关系。唐太宗开明的民族政策为后世治理北方疆域提供了有益借鉴，也为最终形成具有高度凝聚力、强大认同感、深度融合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作者单位：张祥瑞，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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